我國書刊印刷加工費歷來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不僅是由于各地域經濟發展水平高低不同所帶來的生產成本的差異；同時，也是由于圖書這一產品的非定型性生產特征，決定了其印制加工的千差萬別。因此，我國出版業執行的印刷工價標準。歷來也因不同地域而別，并大都采用以工藝施工分項計價的結算辦法。在計劃經濟時代，書刊印刷工價均由當地行政管理部門統一制定標準，出版單位與印刷廠均照此計價，別無他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圖書出版業已由過去的計劃生產向生產經營轉變，價值規律開始引入到圖書生產領域，從而使價格的杠桿作用開始在圖書生產過程中產生效力。但由于我國圖書出版業某些特殊因素的影響，在相對較長的時期內，其印刷工價標準仍主要依靠行政主管部門的協調和控制。在湖南省，即主要由新聞出版局生產科技處負責協調、修訂并監督執行統一的工價標準。這種制度一直沿襲到1999年制定頒布的最后一次統一的工價表。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和湖南出版業的改制，這種由行政部門制定并統一執行工價的制度已被徹底打破。近年來，湖南省出版單位與書刊印刷企業之間的結算印制加工費時已采取雙邊協商的方式。同時，為了方便和減少不必要的矛盾，各出版單位與承印廠均以1999年的工價標準為基礎，在結算時采取了不統一的“打折”的辦法，其折扣從70%~85%不等。
　　那么，這種采取工價“打折”的結算方式是否合理？會不會產生新的矛盾？這里談點個人的看法。
　　首先，最明顯不過后是：工價打折直接降低了圖書的生產成本，使出版單位直接獲得了新的利潤空間。就湖南省書刊印刷而言，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經歷了至少8次不同程度的工價調整，整體上調幅度達20%以上，少數項目上調了40%；加上當期紙張價格的大幅度增長，出版單位曾一度感到圖書生產成本上升的巨大壓力，這成為那期間圖書價格大幅度上漲的重要原因。由于生產成本的增加，使得一般圖書的市場競爭力相對減弱。這樣，作為出版單位，希望以降低在本來謀取更大的利潤空間，進而爭取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能夠采取更多、更靈活的取勝手段，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當印制工價因行政的監管取消而放開后，采取“打折”形式降低生產成本也就順理成章了。
　　其次，從印刷企業方面看，工價“打折”亦帶來積極的一面。一是伴隨著印制工價監控制度的取消，湖南省對一般圖書印刷業務的行政性分配和某些限制措施亦同時被廢止，從而直接提供了書刊印刷業之間平等競爭的機會，提升了“外圍廠”的生產積極性；二是隨著出版系統內外有別的某些保護性措施的解除，對原來賴以保護而生存的企業，在促進其觀念轉變、強化內部管理、提升自身競爭力上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推動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工價“打折”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企業的活力，轉化為一種動力。
　　然而，毋庸諱言，受工價“打折”最大沖擊的還是印刷企業。在出版單位爭到新的利潤空間的同時，印刷業的利潤空間必然進一步縮小。
　　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現行印刷工價到底是否合理？二是印刷工價是否還需要統一制定，統一監管？
　　在回答這兩個問題前，我們有必要對這兩個行業的體制特征、發展進程及其經濟效益狀況略作簡單比較。據有關資料顯示：1979年，全國出版業年利潤為8293萬元，印刷業（這里主要指當時的全國書刊印刷定點企業）利潤為8237萬元，雙方之比基本上是1∶1；而10年后的1989年，雙方利潤之比成了1∶0.37，此時印刷業的年利潤僅為出版業的大約1/3；再過10年，即1998年，雙方年利潤之比已經是1∶0.013。從約對值來看，在這20年中，全國出版業年利潤從1979年的8293萬元增長到1998年的33.169億元；而同期全國印刷業年利潤則從8237萬元下降到4288萬元。20年間，一個穩步增長了40倍，一個則下降了近50%。
　　在20年中，兩者利潤反差如此懸殊，我們當然可以有許多理由來加以解釋，如知識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不可比性；知識經濟的迅速發展是當今的時代特征等等。但是，作為密切關聯的兩個行業（特別在湖南省曾有著“一條龍”的關系定位），其發展進程差異如此之大，卻不是僅以“知識”和“勞動”這樣簡單的區別所能解釋得了的。這當中還存在一個深層的問題：即兩個行業在體制上的差異，并由此帶來市場競爭地位的巨大落差。
　　我們知道，由于某些特殊因素，國家對出版單位的設置實行的仍然是嚴格的審批制。盡管今天的出版業已普遍實行企業管理，并走向市場，但在生產經營中仍然有著與一般企業無法相比的壟斷優勢。而印刷企業則恰恰相反。作為加工生產行業的書刊印刷企業，它甚至比一般生產企業更為脆弱--僅僅依靠“來料加工”而沒有任何自主生產經營權，因而其經濟效益的好壞完全取決于業務來最的大小和加工工價的高低。換句話說，其生存與發展完全只能依賴其天然的合作伙伴--出版業。在計劃經濟時代，印刷業務與工價標準這兩個決定性因素因為有行政的管理和調控而得以解決，故雙方的差異不大。1984年，我國印刷業創利還曾一度高出出版業的11%。然而，隨著出版業由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的根本性轉變，并得到國家放開的定價權、繼而授予的發行權，同時又獲得一系列稅收、學術出版補貼等優惠政策，從而得到穩定、快速發展。與此相反，印刷業卻在開始急劇下滑。自1985年全國書刊印刷業在突破利利潤2億元大關后，就一路下跌，再也沒有抬起過頭來。1994年，甚至出現全行業整體虧損1270萬元的窘況。其脆弱的行業特征表露無遺。造成這一狀況的直接因素，我們可以從出版定價與印刷工價的變化情況中找到一個證據。1988年，全國圖書平均定價（這里包括低定價的學生課本在內）為每印張0.23元，而10年后的1998年，全國圖書平均定價上升到每印張1.07元，為1988年的4.6倍。但同期書刊印刷工價的整體漲幅尚不到60%。需要說明的是，這還是在實行行政監管制度的情況下出現的差別。至于在放開工價、解除監管，特別是在出現“打折”后的狀況，對印刷企業所造成的沖擊，就沒有必要去贅述了。
　　也許有人說，這就是市場經濟，優勝劣敗是很正常的嘛。誠然，市場競爭是殘酷無情的。在這里，我們無意去評判這兩個行業各自進入市場的體制區別是否合于市場規則，以及他們自我管理狀況的優劣。但必須提出的是：在這兩種不同體制但又有著天然聯系的行業的業務活動中，是否存在公平、公正的競爭？也就是說，雙方在業務交往過程中的地位是否相等？工價是否是“雙方”競爭中都可以運用的手段？現行的工價標準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直率地講，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就是：書刊出版與印制加工這兩個行業雖然都在走向市場，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兩者之間基本不可能存在“競爭”，更不可能存在平等競爭。一方面，出版與印刷是天然的盟友，誰都離不開誰；而另一方面，出版一方掌握在手中的正是印刷業一方賴以生存的必需品。在現階段，由于出版市場尚未真正完全放開，當一方處于決定另一方生存與發展的絕對地位時，雙方之間有可能平等競爭嗎？
　　綜上所述，從目前出現的印刷工價“打折”現象中，凸現出一個嚴肅的課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某些具有特殊性質的行業是否仍然需要一定的行政監管機制？近年來，人們已經不斷獲知諸如供水、供電、出租車、醫療、藥品、農資、交通等行業的價格論證機制的實施。這些制度出臺的一個共同原則，即是對那些處于特殊地位的行業、部門的經營活動實施必要的行政監管和群眾監督，從而有利于市場經濟有序、健康的發展。因此，必要的行政監管不僅不是對市場經濟和市場競爭的否定，而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促進。同樣，對于出版與印刷行業之間的某些利益關系如加工工價標準實行客觀、公正、統一的協調、監管，竊以為同樣是非常必要的。至少，應建立一種工價論證和協調機制。這樣，才能在當今出版業與印刷業的客觀背景下，建立起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平交往的原則，才能防止和杜絕在業務交往中某些人為的、非公正的因素，以促進編、印、發、供這一大出版行業整體、協調、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