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經濟全球矚目，從樓市調控、債務問題到人民幣貶值，從實體經濟下滑風險加大，到資本外流引發不安，種種現象都指向一個命題：2017年，中國經濟到底怎么走？同時當前，中國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面臨種種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經濟正面臨9個超級大變臉。
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經濟總體是呈周期性波動。在周期性波動中，一般說經濟下滑到底部后還會反彈到原來的高度，但這次不一樣，不僅有周期性的波動，且經濟增速在換擋。
這意味著經濟下來后不一定能反彈到原來高度。回顧歷史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達到了一個階段性峰值：12.1%；此后開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進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持續下滑了5年時間，GDP增速下降幅度約40%。
從宏觀經濟來看，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都是總量放緩的過程。今年三季度GDP增幅達到6.9%，創十年來新低，未來五年還會繼續不斷創出新低。也就是說，高速增長的時代結束了，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階段。
中國經濟年均超10%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結束，邁入了增長放緩轉而尋求穩定增長的“新常態”。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認為，當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美元至16,000美元之間時，經濟增長放緩是正常的。
現今絕大多數高收入國家都曾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之所以會出現增長放緩，與經濟結構調整有關系，例如農村勞動力過剩狀況的終結、以及經濟從制造業為主逐步轉向服務業為主等。
而且，從某種程度上看，如今中等收入國家不再能單純復制高收入國家當年的成功經驗，必須更多地依賴自己的創新能力，從而也不可避免地走彎路。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最新數據，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人均GDP為12,879.8美元。
“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人均GDP確實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國目前GDP增速放緩是正常的，中國確實處在那些多數高收入國家曾經歷過的增長放緩階段。”帕金斯說。
導致中國經濟放緩有諸多原因。從供給方面看，之所以增長放緩，是因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正在放緩，而隨著勞動力增長的放緩，要想GDP保持近兩位數的增長，全要素生產率必須實現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及21世紀的前幾年，由于對交通基礎設施以及住房的需求旺盛，投資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得以保持較高的水平。然而，在目前和未來數年，投資在GDP占比過高帶來的將是投資回報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降低。
帕金斯預計，在2006年至2025年的20年時間里，投資占GDP的比重將會略微下降，增加的資本投資產生的效率將大不如前。而這意味著，要保持GDP增速在9%左右，未來10到20年時間里，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速必須在3.6%至4.9%之間。然而，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中國全要素增長率要比這一水平低得多，目前在1%左右。
如果將總體勞動力開始下降這一因素考慮在內，加上投資占比不再上升，GDP增速要維持6%左右的增速，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必須達到2.1%的水平。帕金斯認為，這并不是一個預期，而是要表明，如果要實現這樣一個經濟增長目標，中國必須要保持較高的生產率水平。
從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較低，這就要求中國必須在交通基礎設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異常高的投資率，才能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這兩個領域快速增長的時期已經終結，從而拖累了經濟的增長。
BWCHINESE中文網（ID:bwchinesewx）預計，在未來一二十年的時間里，中國GDP增速可能維持在5%-6%的水平，如果未來幾年內政府推出財政刺激政策，增速也許會更高一些。
長期以來，很多人根據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理論的基本原理，將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反復在增加出口和擴大內需上做文章。
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三大發動機”是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根據自己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或“五人理論”，即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對經濟發展動力的新概括。
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與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推進結構調整、強化創新驅動（簡言之，改革、轉型、創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變革即制度改革，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規、標準規則、政府等組織、市場機制、宏觀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無形制度，以及各種制度的實施機制。
結構優化包括產業結構優化（新型工業化、產業轉型升級等）、區域結構優化（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消費結構優化（消費結構升級）等。
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與要素投入有區別，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級則是技術、人力資本等要素的質的提升。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時期，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是向新常態過渡的關鍵，如何找準新動力又是尋找新動力的關鍵。找準新動力不能想當然拍腦袋，或僅根據經驗進行判斷，還要將找新動力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分析基礎上。
李佐軍認為，過去一段時期，我們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論，將視野局限在需求邊短期動力——“三駕馬車”上，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擴大消費，結果是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金融政策、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等來拉動經濟增長，雖然帶來了短期立竿見影的增長，但也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遺癥，以至于現在不得不花較長的時間對前期刺激政策進行消化，不得不全力應對高房價、高負債、高產能過剩等經濟風險。
鑒此，當前和今后我們要優先推進經濟發展動力結構的轉型，從主要依靠“三駕馬車”轉向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特別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部署，緊緊抓住全面改革這個“牛鼻子”，推進經濟全面轉型，強化創新驅動，努力使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到一個好的新常態中。
在傳統的商業觀里，只要在繁華地帶有個場地，隨便開個衣服店，書店，也許你就能造就一個偉大的企業，就像書店一樣，靠關系和地域優勢，打造了一個輝煌的企業。
傳統企業壟斷著地域優勢，就壟斷著產業鏈上的供應商，對供應商來說，我的渠道銷量最大，你不和我合作，你就損失很多用戶，對于用戶來說，賣書的就在最繁華的地段，有很大的位置優勢，沒有其他競爭對手，所以只有去特定地段購買。
但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這種地域優勢將越來越弱化，隨著智能手機出貨量的倍增，移動端購物將成為主流，手機就像一個入口，通過這個入口用戶不用花費高額的外出成本和時間，就可以完成購物需求。
新一輪全球技術革命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中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研發特別是應用領域也有不錯的表現。
根據中國《2015年通信運營業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中國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消費達41.87億G，同比增長103%，比2014年提高40.1個百分點，2014年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7．3億人。
移動互聯網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和沖擊，對幾乎所有行業特別是傳統行業（如商業、傳媒、通訊、出租車、金融等）帶來了顛覆性影響和沖擊。
中國社會的消費人群年齡正在發生轉變，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的消費人群年齡主要是50后，60后，70后，這群人受教育，文化，經濟科技的發展影響，消費觀念和需求是比較弱的。
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信息科技的快速發展，和時間的推移，曾經的消費人群逐漸老齡化，而80后，90后，00后正處于消費的增長期，一方面要得益于當今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普及，使得這三代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較高，同時得益于信息科技的發展，使得這三代人對信息的獲取更加便利。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80后，90后，00后的消費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70后的消費需求逐漸變的邊緣化。
而傳統企業的消費觀念和管理體制，還有產品觀念都是非常陳舊的，比如過去的時代對產品的追求是“有”就可能滿足了市場，“賣出”就代表著產品已經銷售，“聽話”就是管理等觀念等這些觀念還在傳統企業里占據著主要地位。
因為傳統企業的管理者大多是50后~70后，他們無法接受當今80后，90后，00后這些消費人群的觀念，產品也無法契合他們的審美，而新興的移動互聯網企業產品，更加符合年輕人的審美，所以必將贏得市場。
所以說，傳統企業要么順應時代進行自我顛覆，要么就是下一個“諾基亞”。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在拉動經濟快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鎮化是中國的最大潛力，主要是指城鎮化所蘊含的巨大內需潛力。這個潛力的釋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鎮化，在于人口集聚效應而帶來的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中國的城鎮化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優勢，就在于雖然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但是城鎮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尤其是人口城鎮化的發展空間巨大。
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2.57%，實際的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5%，遠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與體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個百分點。
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進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實現人口城鎮化。就是說，未來的20年左右，中國人口城鎮化率有望實現倍增。
人口城鎮化能夠有效釋放消費潛力并引致相關的投資需求。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進程將帶來百萬億級別的內需規模，成為7%～8%中速增長的重要支撐。
以農民工為例，農民只進城務工，人均消費支出將提高171%；但如果農民進城務工并且成為市民，人均消費支出將提高214%。
初步測算表明，1.3-1.5億新增農業轉移人口如果能順利實現市民化，到2020年有望釋放至少5萬億元的潛在消費需求。此外，人口城鎮化的消費需求還能夠帶來巨大的投資需求。
雖然目前還有一部分城鎮人口屬于沒有解決戶口的“半城鎮化”，但其實際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鎮化。
而且，隨著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改善，隨著城鄉經濟交流的日益頻繁，許多農村特別是郊區農村和交通沿線農村已基本城鎮化了，即大致享有與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隨著內外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未來5-10年，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面臨重大機遇、擁有巨大潛力，并將在推動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中扮演重要的歷史性角色。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影響深刻，影響長遠。那是中國經濟，也是世界經濟的轉折點。在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帶來始料不及的同時，也使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加快。
在金融危機，以及后來的“歐債危機”、“美債危機”的影響下，中國面臨復雜多變的外界形勢。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保持了9.8%的平均增長率。這個速度堪稱“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伴隨著“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進入了新的30年，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的速度在放緩，我們不得不接受高速增長變為中速增長的現實。
“低成本優勢”一直是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經意間中國經濟已進入“高成本時代”。
第一，勞動力成本提高了。2008年至去年，廣東省一類城市（廣州）的最低工資標準從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漲幅度達1.2倍。而東莞、佛山等二類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從770元/月逐年上調到1510元/月。
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BCG）發布的《全球制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指出，以美國為基準（100），中國制造成本指數是96，換句話說，同樣一件產品，美國制造成本是1美元，中國則需要0.96美元。
該報告認為，中國制造業面臨很大壓力，因為人力成本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
“2008年到現在，工人工資最少翻了一倍。”樂建波告訴記者，在他的工廠里，一名技術工人的月薪為500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月薪3000元起。
在東莞擁有一家LED設備公司的王鑫也表示，2008年至今，設備類技術工的月薪已經從3000元漲到了6000元，漲幅達到了一倍。
第二，企業的社會成本提高了。企業作為社會公民、“企業公民”，它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公共服務等社會責任，要付更多的社會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中國是資源比較貧瘠的國家，如果按人均算起來，好多指標都在世界各國100位以后，不比日本好不了哪去。
“地大物博”的中國經過30年高增長，猛然一看，我們所賴以維系經濟增長的廉價原材料、能源幾乎消耗殆盡，資源該采的采光了，該用的全用光了。
舉個例子，遼寧是產煤大省，煤都撫順、煤鐵之城本溪、煤電之城阜新，但現在遼寧是嚴重缺煤的省份，已經缺口70%多了。
第四，企業的環境成本提高。原來沒有環保法的時候，企業隨便排放，沒有多少約束。而且過去招商引資門檻比較低，按照“歐標”、“美標”不能生產的項目，我們可以引進來生產。現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礦山、小煤窯，再隨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斷提升，成為中國經濟高成本時代的典型表現。一是土地是稀缺資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貴”，因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決定其價格；二是國家對土地“管”得越來越嚴，不容易獲取的資源，價格自然就會提高，成本自然就會提升。
工業經濟進入到后期了，接下來是什么經濟？清華大學博士后付立春認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服務經濟。
服務經濟的定義有兩個。一個是服務部門在工業化經濟中的作用不斷增長；另一個也可以是產品提供中服務的相對重要性，被稱為產品的服務化。經濟學中老的產品與服務的二分法，已經升級為服務——產品統一體。
前一種定義當然可以用服務業，或者說第三產業，在整體經濟產出中的比重來衡量。
雖然從總量來看，今年三季度我國第三產業占當季GDP比例為44%，仍然不到一半；不過，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和拉動在同期已經達到58.9%，6.9%的GDP增速中4.1%是由服務業拉動的。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從2010年四季度的不足4成，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成。從宏觀角度不難看出，服務經濟已經日益成為發展的大方向。
后一種定義的服務經濟也在中國大地如火如荼地發展著。“互聯網+”的國家戰略正是產業服務化的最好例子。因為互聯網、TMT本身就是服務業。
代表中國經濟活力與發展方向的已經不再是鋼鐵、汽車等制造業，而是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服務企業，在傳統制造業苦于融資困難之時，初創型的互聯網服務業卻在暢享資本盛宴。
實際上，不少領先的工業企業正在服務化轉型，比如年銷售額近3000億元的華為，一般會被歸為制造業，實際上華為自身定位是“作為全球領先的信息與通信解決方案供應商，為電信運營商、企業和消費者等提供有競爭力的端到端ICT解決方案和服務”，它所提供的產品不僅僅局限于通信設備，而是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和相關服務，硬件設備只是服務的載體。
在國民經濟統計中，華為一般歸為制造業。從這個意義上，服務的重要性在宏觀數據中顯著低估。
服務經濟對就業拉動作用更加顯著，能消化制造業增速減緩所溢出的勞動力。據測算每投資100萬元，重工業可以提供400個就業崗位，輕工業為700個，服務業是1000個。
而且互聯網更能放大對就業促進作用，據中央新聞報道阿里和淘寶直接或間接為1200萬人提供了就業，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報告指出，我國網絡創業就業已累計制造崗位超過1000萬個，并有力緩解了近幾年的就業壓力。
服務經濟時代，經濟增長引擎能由投資切換為消費。服務業的輕資產特性使得投資對服務業產能的拉動十分有限，而提供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通過消費端的刺激才能拉動經濟增長。
雖然行政區劃限制、畫地為牢、地方保護主義等區域分割現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還很突出，但區域融合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大勢漸成潮流。新一屆中央領導正在著力推動的“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就是明證。
此外還有黑龍江的哈大齊經濟區、吉林的長吉圖經濟區、遼寧的沈陽經濟圈和“五點一線”沿海經濟帶、環渤海地區、河北的環首都綠色經濟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東的半島城市群和黃河三角洲、長三角、安徽的皖江經濟帶、浙江的環杭州灣經濟區、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經濟區、江西的昌九經濟走廊、廣東的珠三角、廣西的北部灣經濟區、湖南的長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漢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經濟帶、新疆的烏昌一體化等。
這些區域之間的產業合作和產業轉移越來越多，人口的跨區域流動日益頻繁，環境治理的聯防聯控也越來越多，交通通訊的聯接也越來越加強。
經濟增長與一個國家的勞動人口增長密切相關，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關鍵比較優勢之一就是廉價勞動力，眾多的研究者都認為人口紅利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超常增長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勞動力的投入以彌補初期資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故事是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供給。
但30年過去，隨著中國的人口不斷的老齡化，中國正在失去這一最大的優勢，勞動力人口的數量數十年來首次下降。近一年來，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同比僅增長0.1%，幾近停滯。農民工“正在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說中國經濟享受了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正迅速消失。
面對挑戰，盡管不少電子企業已經開始向機器人生產轉型，但建筑、服務等行業的大量用工需求無法用機器人替代。
隨著勞動力供不應求時代的來臨，企業人力成本的上升趨勢已不可逆轉。隨著老齡化加速，接近2.8億的農民工總量增速已持續四年下滑，并呈現高齡化趨勢。
另一方面，當前全社會的撫養比達到36.2%且有進一步上升趨勢。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數據，未來35年里，中國的撫養比還將一路攀升，2050年中國撫養比將達到63%。
其中，老年撫養比將從當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人口紅利的消失不僅意味著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喪失，更預示中國社會未來養老的負擔將加大，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是抑制需求的重要因素，人口結構的變動將對我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而這些老年人必須由不斷減少的工作人口來支持。這對中國社會將產生三個方面影響：
首先，人口老年化問題加劇導致儲蓄率下降，不利于資本深化。早在2000年開始，中國65以上人口比重已經達到7%，老年化社會的來臨。
人口老年化意味著社會儲蓄率下降。按照經濟學原理，隨著人口老年化問題的加劇，一國儲蓄率下降。2014年國內儲蓄率48.8%，2010年儲蓄率為50.9%，未來儲蓄率還將隨著人口老年化而進一步下滑。
其次，加劇社會債務負擔，拖累經濟增長。未來養老負擔的加劇將迫使更多的資金用于養老支出，從而加劇國家債務負擔。
最后，老年化社會改變中國比較優勢，加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過去中國制造一大優勢是成本低，主要是勞動投入低。這種狀況正在改變。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過去粗放式的增長轉向集約式的增長。在理順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訓技術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將是未來紅利釋放的重要突破點。
無數的例子證明，人到了城市就會變得聰明，善于學習，并不斷增加對自身的人力資本投入，這會大幅提升有效勞動時間和勞動生產率。
根據教育部預計，到2020年時中國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則從9.5年提高至11.2年。
假設教育回報率回落至相對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帶來的勞動效率提高將導致中國的勞動投入在原來的基礎上再平均每年增長1%。
改革開放前期，我們將主要精力放在促進經濟增長上，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多年后，資源環境的約束不斷加大，故自“十一五”開始我們將資源環境指標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規劃。
特別是“十二五”時期霧霾問題日益突出，我們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頒布了最嚴格的環境保護法，提出了大氣污染、水污染行動計劃等，并向國際社會承諾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
可以說，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中國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時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疊加總量可能達到峰值。
2015年1—9月份，單位GDP的能耗同比下降了5.7%，2014年這個數字是4.8%。也就是說，隨著制造業和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中比重的變化，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在不斷下降。通俗地講，“經濟黑色的部分在退，綠色的部分在加強”。
所以說，過去五年是中國經濟以速度換質量的過程。發電量和GDP增長背離，煤耗的下降和發電量的背離，都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在悄然發生轉變。
環境保護也將在各種壓力形成的夾縫中前行，艱巨性前所未有。因此，為了讓環境保護不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必須建立科學、穩妥的發展戰略。”
根據2015年國務院發布《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指出，到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環境質量和重點污染源監測全覆蓋。環保部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已經建成超過1400個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點，338個地級城市可實時發布空氣污染物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