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材料革命，比如鐵器和紙的出現。前者改變了農業和軍事，后者改變了思想和文化。就紙和印刷術而言，古代中國無疑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

柏拉圖曾說，人是以大寫字母印在國家的本性上。實際上，柏拉圖時代尚無印刷。從印到印刷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早在紙出現之前就有了印，印的歷史甚至比文字的歷史更長久，從最早的圖騰到后來的文字，印都是權力的象征。

印者，信也。作為權柄的典型物化，印在東方為泥封，在西方為蠟封。從制作和印刷原理來說，印章與雕版如出一轍；或者說，印章是縮小的雕版,雕版是放大的印章。同時，印章也是最早的復制工具。事實上，印章與雕版的最大區別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

在雕版印刷出現之前，碑刻是“書籍”的主要載體之一。碑刻不僅可以直接閱讀，還可以作為機械復制的母版。拓印要比手工抄寫更加便捷，且不失真，因此拓印技術流傳甚廣，成為很多歷史典籍重要的復制方式。雕版的過程類似治印，印刷的過程類似拓碑；印章與拓印相結合，將沉重易碎的石板換成易刻結實的木板，雕版印刷技術也就水到渠成。雖然西方認為活字印刷才是印刷，但中國傳統的印刷就是雕版印刷；準確的說，印刷在西方是“印”，在中國則是“刷”。活字印刷在中國的地位類似雕版印刷在西方的地位。

無論哪種印刷，在當時都是一種進步；只有到了印刷時代，文字與圖書才得以大量進入社會。

“手抄書文化不能夠使詳細的文字記錄成為‘公共知識’，不能夠使之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與傳統的手工抄寫相比，印刷的效率要高得多；使用雕版印刷技術，一個印工一天可印制1500～2000張紙，一塊印版可連續印刷上萬次。印刷實現了書籍的大量生產，甚至說，印刷創造了“書”這種商品。在隋唐時期，佛教已經用雕版印刷大量復制佛像和經書。現存最早的印刷書就是一部印刷于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剛經》，被發現于敦煌莫高窟。世界其他地方還在抄寫時，中國開始了一個“印刷時代”。

據說進入唐代后，書籍印刷和銷售已經相當繁榮。五代時期，戰亂頻仍，“事四朝，相六帝”的馮道見“諸經舛繆”，而傳統的碑刻工程又過于浩大，遂以印經取代石經，首次采用雕版印刷《九經》，“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無論《新五代史》還是《舊五代史》，都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手抄書因其數量有限極易失傳，印刷對書的大量生產無疑增加了書籍的留存機會，這使唐宋之后文獻佚失大大減少，保存下來的史料也遠比之前豐富得多。這并不僅只是距今較近的原因。

明代藏書家胡應麟在《經籍會通》中指出，雕版印刷“肇自隋時，行于唐世，擴于五代，精于宋人”。作為文化的典型象征，中國印刷業在宋朝達到巔峰，印刷書的質量和數量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世界最早的“紙幣”。從宋代起，“線裝書”的規范實現了書的標準化；傳統手寫楷書被刀刻方角的“宋體”代替，這種嚴謹有力的新字體更易刻制和識別。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勞動成本下降了一半，這直接導致印刷成本的降低。

宋朝之后，中國文化陷入長時段的停滯，印刷技術基本停留在宋代的水平；出現于宋朝的活字印刷技術，此后并未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宋代印制的《大藏經》達1076部，5048卷，雕版數量達13萬塊。明清時期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均放棄印刷，而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寫。這些抄寫書多被稱為“稿本”或“孤本”，因數量少而極易失傳。《四庫全書》動用4000名寫手，抄寫了7套；《永樂大典》用2000名寫手只抄了3套，后來大多佚失。

在后世看來，宋版書的印刷技藝確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在一定程度反而阻礙了活字印刷的發展。究其原因，是因為“宋本多以能書人書寫上版”。在中國，漢字不僅是一種文字，其本身還是一種藝術——書法藝術。對一個中國人來說，文字和書籍不僅僅意味著知識，也意味審美，甚至審美的需求大于求知，這其實也構成中國藏書家眾多的重要原因。中國自明清以降，對書籍重書法而輕思想，對繪畫重意境而輕記錄，這與崇拜鐘表而忘卻時間一樣，多少都有點買櫝還珠、得筌忘魚的諷刺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印刷書基本都是雕版印刷，即“刻本”。因為漢字數量大，在前工業時代生產大量活字的費用遠比直接雕版要高，晚清來華傳教的米憐在印刷漢字圣經時，就采用了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根據他的記錄，與雕版印刷相比，“用我們所擁有的劣質活字來印刷，費用會達到四倍以上”。中國雕版印刷往往采用流水線方式，有人負責刻水平筆畫，有人專門刻斜筆畫，還有人專刻垂直筆畫；這其實與景德鎮瓷器畫工流程極其類似。刻工根本不需要識字，婦女也能勝任，因此，刻工的工資“低得不可思議”。張秀民先生在《中國印刷史》承認，“雖然早在北宋時就已發明活字印刷，但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成為中國印刷的主流，活字本的數量僅及雕版書之百分之一二，與15世紀以來西洋印本幾乎全部為活字印、李氏朝鮮活字本壓倒雕版者均不同。現在雖有許多宋版書保存至今，但尚沒有發現一部活字本。”

就內容而言，古代印刷書以歷書、蒙學和科考書為代表，所謂“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明刻非程文類書則士不讀，而市不鬻”。顧炎武說，“其流布于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鑒》、《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這些“主流”（雕版）印刷書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漢字的普及和統一，強化了儒家傳統；活字印刷主要用于家譜印刷，促進了宗族傳統。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無疑是人類歷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中國木版印刷品的數量也確實令人驚嘆。然而，印刷術的發明并未在中國引起思想的動蕩，民族語言與特性的推進，或者一場文化和科學上的革命。”這是美國學者托比·胡弗在回答“近代科學為什么誕生在西方”時所說的話。就實際意義來說，古代中國從未真正的進入印刷時代。就印刷術來說，技術進步對中國也并不必然意味著社會進步。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在歐洲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多少有些“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味道。

印刷術以及“四大發明”，從現在看來，完全是現代以來一種典型的西方視角。無論雕版印刷還是活字印刷，其成本在古代中國都是極其昂貴的，以一個普通讀書人為例：在明朝末期，一個私塾先生每月薪水為一兩紋銀，而一套印刷版《封神演義》的售價為二兩紋銀，相當于他兩個月的收入。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印刷術本身對中國的影響并不像對西方那樣顯著。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中國的人工成本一直都極其低廉，即使一個識文斷字、寫得一手好字的“經生”。清代經生趙魏“家貧無以為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明清時期，抄書從業者遠比印書從業者眾，大多數書都是以抄本流傳下來的。一份歷史調查證明，手寫本，尤其是抄本，在1796年前所產生的書籍中，占有“驚人的高比例”。1177年，宋代皇家藏書中，印本只占8.5%，其余均為抄本和稿本。明代北京文淵閣的藏書中，手抄本占70%，印本只占30%。直至16世紀，手抄本書都比印本要便宜得多。在中國古代，抄手一般都是識字的讀書人，而刻工大多不識字，因此，抄手不僅比刻工的社會地位高，而且收入也要高一些。明代著名的文人黃道周有一段時間就以抄書維持生計，他抄寫的《孝經》每部售價二金。抄本對中國書籍的版式風格造成深遠的影響；同時，在傳抄過程中，人們往往根據個人喜好，對不同內容任意組合，并加入各式評點和注釋，因此形成了傳統書籍（包括刻本在內）的“雜錄”式風格，以及文本的不確定性。

據錢存訓博士研究，晚唐時期（公元9世紀初），專業抄書的工作是每卷一千文，每卷書五千到一萬字，相當于一文錢五到十字，而同時期印本佛經的價錢，每卷平均售價一百文，印本與抄本的價錢比是1:10，也就是說印刷術使書籍的成本降低90%。但實際上，在古代中國，民間寫經所或官方的秘書省都有大量專業寫手（經生），他們以標準的楷書，抄寫儒釋道的經書與典籍。書籍以這種人工方式，可以復制至幾百部、幾千部，使傳統文化得以薪火傳承。

雖說宋以降，雕版圖書“流布天下，后進賴之”，但并沒有完全終結手抄書時代，書籍的匱乏與珍稀可想而知。明初一個寧波的世家子弟承認，他在中進士前，“兩漢猶為近古，愚未冠時，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對大多數窮書生來說，讀書無疑是一件極其奢侈而艱辛的事情，因為讀書其實就是抄書。明代學者宋濂這樣回憶自己早年的讀書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