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人老了，就特別愛回想過去。大家午飯時間聊起當年的事。當年，那個自己還年輕的當年，那個人口紅利巔峰的當年。
撫今追昔，憶昔日中國世界工廠的輝煌，感慨如今繁華散盡后的落寞，大家無不感慨萬端，恍然如夢。
華哥當年是一個東莞的港資廠的港干，他聊起了十幾年前的東莞。當年呀，人真多，年輕人真多。富士康這種龍頭巨無霸動不動就是幾十萬和萬人級別的大廠。而一些大型服裝和玩具的代工廠也是動不動就五千人，三千人。一兩千人的工廠都是中型以下的。呵呵，當年一二百人的服裝廠那都不被行內人稱為廠，叫作坊，五十人的那些簡直就是家庭作坊。
想當年，廣東還流行了美發廣場，那種動不動就一個大廳擺上幾十張理發椅的美發廣場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記得。當年，珠三角的街上，到處都是一群群的年輕人。大家來自全國各地，在廣東謀到工作，有收入，下班一群群去吃宵夜，去逛街。人很多，工作機會也很多，找工作的人更多。來到這里的人都是年輕人，就因為年輕人來得多，廣東都變得年輕了。
現在，除了富士康這種巨無霸可以繼續生存以外，那些五千三千人的大廠很多都消失了。能平穩支撐起兩千人的工廠都已經是很不錯了，一二百人的小廠也不叫作坊，而是精巧的小型工廠，美發廣場已經徹底消失了。
現在只剩下小型的各種發型屋，招工開始越來越困難，沒有太多的勞動人口進入廣東。新一代的年輕已經厭惡了枯燥的廠房生活，寧可投身去快遞，商店，中介也不愿意把青春揮灑在車間，制造業徹底是失去了人口紅利。
人越來越少，我們越來越老。。。。。。
1990年代，很多進入中國的美、歐、日等外資企業給打工者的工資及福利待遇是相當優厚的。以深圳為例，美資當納利印刷、惠而浦電器、IBM、艾默生，日資愛普生、南太電子、理光、日立等企業的員工待遇非常之高，普工月工資在2000元以上，還有年終獎、節日補貼、社保等福利。在這些公司打工的員工，基本上一年工資就可在老家蓋一棟兩層小洋樓。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民營企業和臺資企業的大量涌入，中國制造業的生態被破壞。由于同文同種，這些企業深諳中國社會的潛規則，利用政府官員對員工工資福利待遇監管不嚴的漏洞，大肆壓榨員工，并通過低價競爭擠垮了以人為本，堅守法律的歐美日企業。
以包小編1999年短暫效力過的一家臺資電子玩具廠為例，工廠位于深圳寶安，90%產品出口美國，高峰時期雇傭員工8000人，每天出口70個貨柜，利潤極為豐厚。
但這是一家典型的血汗工廠，員工日薪8元，加班2.5元/小時，實行一班制，工資押三個月。在5月到10月的生產旺季，車間員工日工作時間長達20小時，月加班時間基本上都在450個小時以上，扣除水電及其它費用，旺季時普工工資可拿1300元。管理人員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以上，沒有任何加班費，工資600左右。社保、節日補貼、年終獎更是聞所未聞。管理人員14人一間宿舍，每層樓設一間四隔的沖涼房和一間四蹲的廁所，沖涼房男女混用。由于后勤員工極少，廁所大便經常堆一尺來高。沖涼房的遮擋門毀壞后無人修理，男女員工過著浴不敝體的沐浴生活。
從事絲印加工的分工廠由于大量使用天那水和溶劑型油墨，車間氣味極大，但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大量有毒化工污水直接排到水溝，政府監管形同虛設。由于長達五個月時間每天工作20小時，流水線上經常有員工暈倒，但凡有暈倒的員工，立即被掃地出廠。到了10月份，工廠進入淡季，車間管理人員在臺干的威逼下大量炒人，8000名員工一個月內炒掉6000人，沒有任何補償。留下來不到2000人仍然要從事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
員工對這家血汗工廠的投訴自然為數不少，但資方管理人員經常能夠第一時間從當地勞動站拿到投訴信件，辨認字跡后立馬將投訴員工開除，工資也被以各種理由扣除。血汗工廠對打工者的壓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由于越來越多的民企、臺資和港資企業以極低的人工成本進行低價競爭，少數待遇優厚的外資企業被迫通過OEM的方式將訂單外發給臺企或民企。還有一部分采取以華制華的策略，請港臺人士管理，或者直接賣給臺資或港資企業。一時間，血汗工廠泛濫中國。憑借對打工者的無恥壓榨，很多民企、臺企和港企賺得沸滿盈天，而打工者卻淪為悲慘的包身工。
由于出口制造企業太多，為了爭奪外國客戶，紛紛采取低價競爭策略，導致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一跌再跌，中國成為廉價產品的輸出國。到2006年，中國已是資源枯竭、山河變色。由于價低質次、加上產品不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成為“地攤貨”和“水貨”的代名詞。
“工資倍增”把民企、外資送上了不歸路
進入2006年，習慣積谷防饑的國人已經有了微薄的積蓄，中國的內需市場已初具規模。面對嚴重污染的環境和日漸枯竭的資源，胡溫政府也意識到片面發展出口加工業是不可持續的。考慮到“中國制造”在整個產業鏈中獲利太少，中國政府下決心要向“中國創造”轉型。
然而，2008年突然來臨的金融危機打亂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節奏。海外訂單銳減導致大量出口型企業停產、倒閉，數百萬民工被迫離開沿海，形成民工返鄉潮。中國造紙行業的前五強企業股票大跌90%，龍頭企業玖龍、晨鳴拉響了破產倒閉的警報。
占出口總額三分之一的紡織行業多數瀕臨破產，情況非常危殆。倉促之中，中央出臺了以拉動內需、增加投資為主導的4萬億救市政策。為了增加人民幣的購買力，中國政府小幅升值了人民幣匯率。此外，中央還開放了地方融資平臺，4萬億量化寬松演變成數十萬億大放水。
由于中央政府緊急推出的4萬億貨幣寬松政策多有闕漏且執行太過草率，這一波救市最終淪為了地方政府、地產商、國有企業的饕餮盛筵。普通百姓不得不為房價飛漲、通貨膨脹、國企和地方政府的巨額負債買單。百姓為數不多的積蓄被收刮一空，內需再次虛脫。而人民幣外升內貶壓制了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加速了出口企業的衰敗，外需不斷萎縮。
從2009的開始，政府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和社保收費。然而，紙面上的高工資并未給廣大打工者帶來實質性的利好，3500的月薪的實際購買力甚至不如十五年前的500元。而越來越沉重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卻象山一樣壓在打工者頭上。
如今，中國世界工廠大潮已然消退，空留下一棟棟林立的高樓，深鎖的霧霾和身背“四座大山”的無限迷茫的打工者。眼下的危機，能否倒逼中國進行深化改革，我們暫且拭目以待。
